第三章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

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。在世界海洋发展史上，腓尼基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埃及人、波斯人、阿拉伯人、印度人、中国人、东南亚等濒海国民在经营从地中海、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上，都有骄人的成就，为打通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各自重要的贡献。

宋代是个伟大的朝代，经济发达，城市繁荣，科学技术进步，是世界上最先进、最富有的国家之一。宋朝始终推行发展海外贸易、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，宋人四海扬帆，广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明州等沿海港口空前繁荣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阶段。

“南海Ⅰ号”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海洋发展史的里程碑，不仅让世人领略了引领潮流的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，而且把国人带入波澜壮阔的航海时代，重温海上丝绸之路昔日的繁华。

第一节 完善的海洋贸易管理体制

有宋一代，统治集团对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，始终把海外贸易作为关系国计民生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经济部门来经营。宋太祖赵匡胤（960—976年在位）在平定荆湘之后，与他的弟弟赵炅讨论统一天下大业，提到国家财富问题。他说：中国自五代以来，连年战火，国库空虚，一定要占领巴蜀，然后平定广南、江南，国家财富就充足了。五代时期立国岭南的南汉（905—971），江南地区的南唐（937—975）、吴越（893—978），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，都有重商倾向，把发展商业贸易作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，海外贸易为这些国家带来可观的市舶收入。

北宋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神宗在给掌管国家财政大权的官员薛向、罗极的诏书中说：东南地区对国家的贡献，市舶收入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如果笼络得法，吸引众多海外诸国客商来中国做生意，不仅每年可以获取厚利，而且也是很光彩的事情。

南宋偏安南方，国家编户与赋税收入大为减少，而国家开支、军费开支、宫廷消费等始终居高不下，开拓财源，增收市舶之利是国家财政的理所当然的选择。宋高宗（1127—1162年在位）认为：市舶之利最厚，如果措施得宜，所得收入动辄以百万计，对国计民生很有帮助。所以他主张继续推行鼓励通商的政策，招徕外国客商，开拓财源，增加收入。

宋朝海外贸易管理沿用唐代市舶使体制，初平南汉，即委任宋军统帅、广南转运使潘美兼领市舶使，管理广州贸易，又派人重修广州南海神庙，以示对海外关系的重视。继广州之后，北宋在明州、杭州、泉州、温州、秀州（今浙江嘉兴）和密州（今属青岛）等沿海港口相继设置市舶司，作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。

宋代外贸管理比唐代更完善，主要体现在税收制度与许可证制度上，对来华外商与蕃坊事务管理也比前代完善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先生把市舶司职掌归纳为五点：

——入港海舶的检查抽解与抽解所得货物的保管解送；

——禁榷货物即专卖品及其他舶货的收买、出卖、保管与解送；

——海舶出港许可证（“公凭”、“公据”）的颁发与违禁品出港的取缔；

——舶货贩卖许可证的颁发；

——蕃国与蕃舶的招徕、迎送及蕃坊事务的处理。

宋代海外贸易以粤、闽、浙最为紧要，合称“三路市舶”。

宋朝鼓励对外通商，不断颁布和修订管理措施，派遣使臣招诱海外商客；处罚办事不力、影响贸易的官员；奖赏“招诱舶货”有成效的外国商客；保护外商在中国的财产、遗产，等等。一些对海外贸易有贡献的外国商人，确实受到宋朝的嘉奖，被授予各种官爵。宋神宗时，大食勿巡国海商辛押罗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，积累家资数百万缗；由于他在外商中素有威望，善于“开导众落，岁致梯航”，宋神宗封他为归德将军。南宋初年，大食蕃客蒲罗辛运载价值30万的乳香来泉州，朝廷授予承信郎的职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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